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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时期齐国是如何在晋楚争霸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的
2022-09-12

齐国(前1046年—前221年)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。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,接下来各位读者就和趣历史小编一起来了解吧!

春秋中后期,晋楚两大强国之间的霸权争夺,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,两国势力此消彼长,轮流坐庄春秋霸主。此时的齐国早已失去了争夺霸权的时机与能力,只能在晋楚争霸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。同时必须认清,齐国式微只是针对晋国和楚国这等强国而言,在春秋诸侯中齐国仍然保有大国的地位,依晋则晋强联楚则楚盛,仍然是制衡春秋形势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。

因此此时齐国外交政策主要是,以处理好与晋、楚的关系为重点切入,斡旋于两大国之间,平衡齐国在其中的利益关系,晋霸则倒向晋国,反之楚强则与之联盟,若晋楚兴衰则齐国谋求更大的作为,在晋楚争霸中占据先机、争取主动,以维护并争取齐国的最大利益。

一、倒向晋国,联晋抗楚

晋文公回国即位后刷新政治,在内政、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着手进行整治,取得了显著的成效;晋文公还加强了与周室的联系,平定子带之乱稳固周襄王之位,扩大了疆域领土,这些都为晋国霸业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此时的齐国霸业已中衰,但齐国国君仍以霸主自居,对不敬的诸侯小国行讨伐之势。

先前鲁、卫、向三国会于洮,鲁、莒、宁三国会于向,两次会盟都是在事先未予会齐国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,齐国以此为不敬而屡次兴兵伐鲁。齐国此举就将鲁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,于是鲁国投靠楚国,联合楚师征伐齐国,楚鲁联军占领齐国谷之地,并将齐公子雍安置于此,桓公外逃于楚的七个公子,楚国全部封以大夫之爵位。

楚国欲借此机会北上中原以争夺春秋霸权。晋、楚的强霸及楚国对齐国的侵伐,给齐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,至此齐国国君才从齐国霸业的余梦中清醒过来,接受了齐国大势已去的事实。但此时齐国内外交困,国内内乱不断,诸公子之间的君位争夺愈演愈烈,使内政陷入混乱的齐国已自顾不暇。

面对南面虎视眈眈的强楚,齐国无力阻止楚国的大举进攻。在如此严峻的内外形势下,齐国只好倒向晋国,一方面寻求晋国的庇护,借此稳固齐国混乱的局面,一方面依靠晋国来消解来自楚国的威胁,并联合晋国来对抗楚国。作为当时的大国,齐国与晋国结盟对春秋形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,直接导致晋楚争霸的天枰倾向了晋国。

公元前632年,在晋楚争夺春秋霸主之位的城濮之战中,齐与晋结盟“晋侯、齐侯盟于敛盂”(《僖公二十八年》)。齐晋结盟极大地增强了晋军的实力,齐国协助晋国取得了城濮之战的决定性胜利。晋国取威定霸,践土之盟中,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。晋国成为春秋霸主,兑现了齐国当初结盟晋国的初衷。

齐国以盟友的身份得到了晋国霸权羽翼的保护,不但解除了来自楚国的威胁,保证了齐国的安危,而且还为齐国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,稳定了齐国政局,为齐国的在其崛起创造了条件。在诸多利益的驱使之下,齐国坚定地追随晋国,深化其战略同盟的关系。同年冬齐国往温之地与晋国会盟。

出兵助晋国讨伐不归服晋的卫、许等小国,以此表明齐国对晋国的忠诚之心。第二年夏齐侯又同鲁、宋等诸侯与晋国在翟泉会盟,寻践土之盟之好,加深彼此之间的同盟关系。鲁文公七年(公元前620年),晋灵公新立齐国前往晋国朝聘,并与晋国再次会盟。这些都明示了齐国对晋国的重视程度。

“凡诸侯即位,小国朝之,大国聘焉,以继好、结信、谋事、补阙,礼之大者也”,此时齐国聘晋,正是为了继续发展与晋国的友好同盟关系、深化与晋国的双边信任,及为两国的关系作共同谋划。总之齐、晋在晋国强霸、齐国追随的背景下维持着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。

二、叛晋结楚,联楚抗晋

随着春秋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,齐国与晋国、楚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。在齐晋同盟的影响之下,齐国的内乱逐步平息,政局趋于稳定,国家形势发展利好,国家实力逐渐增强,在春秋社会中的影响力愈来愈大。齐国的发展与此时齐国在齐晋同盟中的定位,势必会产生摩擦与矛盾。

随着齐国实力与晋国霸权之间的反向发展,两国渐生嫌隙,关系走向恶化。而此时的春秋形势对齐晋关系也颇为不利。晋文公、襄公之后,晋平公年幼,政权被赵氏把持,晋国霸业中衰;而此时南方的楚国在楚庄王时期不断强盛,在与晋国的霸权争夺中处于主动,最终取代晋国成为新的春秋霸主。

此时与晋国的结盟已不符合齐国的利益诉求,为寻求更好的发展,齐逐渐背离晋国投向了楚国的怀抱。齐国背离晋国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,一方面是来自晋国向外的推力,首先由于齐晋之间关系的松动,晋国将同盟的对象由齐国转移到鲁国,甚至为了鲁国而合诸侯之师伐齐,这直接导致了齐晋关系的紧张。

其次由于晋臣郤克在齐国受辱,誓言报复齐国,最终导致齐晋关系彻底破裂兵戈相向。二是来自楚国的拉力,楚国强霸逐渐成为新的诸侯领袖,并且向齐国向齐国示好,最终将齐国拉向了自己的阵营。鲁文公十四年(公元前613年)齐昭公死,“子叔姬妃齐昭公,生舍。叔姬无宠,舍无威”,公子商人弑舍自立为齐懿公。

齐懿公不但杀舍,还将子叔姬囚禁,子叔姬为鲁宗室女,鲁国为此先后向周室及晋国求救。或许是由于晋国应允鲁国的缘故,次年秋齐国发兵侵鲁,以示对晋国行为的不满,这表明此时齐晋关系已非昔日之好。鲁国以晋国为诸侯领袖,又将齐国对鲁国的罪行诉于晋国。

面对齐国的挑衅行为,为了维护晋国的霸主权威同时拉拢鲁国,晋国在扈之地会盟诸侯,谋划讨伐齐国。“冬十一月,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蔡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盟于扈,寻新城之盟,且谋伐齐也。齐人赂晋侯,故不克而还”,虽然最后因齐国的贿赂晋国撤兵,但晋国此次对齐国的征伐行为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次阴影。

鲁宣公十二年(公元前 597 年),楚国伐郑晋师救郑,双方为此在邲之地展开一场激战,邲之战实际上就是晋楚之间为春秋霸权,而进行的一次武力角逐,最终晋师败绩。这也就表明了春秋霸主的易位,楚国成为新的霸主。楚国称霸后为扩展势力范围,将目标指向了齐国,隔一年楚国派使者申舟聘于齐,向齐国示好。

这种高规格的国家间的频繁外交,无疑会使齐楚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步,与此相对齐晋关系则急转直下。鲁宣公十七年(公元前592年),晋国欲合诸侯于断道之地会盟,于是派郤克往齐征会。郤克是个跛子,当他觐见齐顷公时,被帷帐后的宫女所嘲笑。郤克受辱而怒,誓要讨伐齐国。

归国后请求景公发兵而没有被准许,为了报复,郤克在诸侯卷楚会盟时囚禁了齐国的使者,“盟于卷楚,辞齐人,晋人执晏弱于野王,执蔡朝于原,执南郭偃于温”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,更何况这只是诸侯会盟,晋国囚禁齐使使本来就紧张的齐晋关系走向破裂,齐国因此而叛离晋国。

背离晋国的齐国选择与楚国结盟,鲁成公元年(公元前590年),“闻齐将出楚师,夏,盟于赤棘”。这段话表明一方面齐国已经与楚国结盟,并联军讨伐鲁国;另一方面鲁国为应对齐国的威胁,与晋国结盟投向晋国的怀抱。

鲁国大夫臧宣叔的话直接证明了这一点,“齐、楚结好,我心与晋盟,晋、楚争盟,齐师必至。虽晋人伐齐,楚必救之,是齐、楚同我也。”。齐国与楚国结盟就会与晋国为敌,那齐国会先从鲁国下手。果不其然翌年齐师来伐,一直南侵到巢丘,同为晋国同盟的卫国为救鲁国而侵齐,战于新筑卫师败绩。

晋国出兵援救鲁、卫,与齐师陈兵与鞌,齐晋之间爆发鞌之战。战争中双方实力对比的差距,齐国明显处于下风,于是齐顷公派宾美人向晋国献贿并求和。一心复仇的郤克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:“必以萧同叔子为质,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”,即要求齐顷公生母到晋国作人质,并将齐国田亩改为东西走向。

齐国断然拒绝,决定背水一战。鲁、卫担心齐国日后的疯狂报复,竭力劝说晋国讲和,最终齐晋两国各自相让,在爰娄订立盟约,齐国归还鲁国的汶阳之田。楚国作为齐国的同盟,焉能坐视齐国不理,同时又出于对抗晋国的考虑,同年冬楚国出兵攻打鲁、卫以救齐。鲁国形成楚人许平。

同年十一年,楚和齐、鲁、秦、蔡、许、宋、陈、卫、郑等诸侯在蜀之地会盟。蜀之盟不但巩固了齐楚之间的同盟关系,还进一步巩固了楚国的霸主地位。通过这两次战争我们不难看出,无论是晋伐齐亦或是楚伐鲁,这些都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目的的,晋伐齐一方面是为了使齐国再次屈服于晋,更重要的是达到对抗楚国的目的。

楚伐鲁一方面是为了拉拢齐国壮大自己的势力,更重要的也是达到对抗晋国的目的。由此可见晋服齐以抗楚,楚拉齐以制晋,晋、楚之间的对抗与争霸,都与齐国有重要而密切的关系,即是说齐国处在晋楚争霸的关键位置上。这与齐国的实力及齐国在当时诸侯中的地位,和影响力有莫大的关系,齐国始终是春秋社会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晋卿赵孟第二次弭兵之会时所言,可以证明这一点,“晋、楚、齐、秦,匹也,晋之不能于齐,犹楚之不能于秦也”。晋楚齐秦四诸侯,无论是地位亦或是实力几乎是相匹配的,四诸侯之间谁也不能指挥谁。由此可见齐国地位之高,仍然是制衡春秋形势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。

这既是齐国能够斡旋与晋、楚之间,平衡齐国在其中的利益关系,而仍被晋、楚拉拢的实力资本。晋国充分地认识到了齐国在其争霸过程中的重要作用,积极拉拢齐国归附。先是积极与齐国联姻,构建起于齐国沟通的纽带;然后为了进一步拉拢齐国,竟将属于鲁国的汶阳之田送与齐国,“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,归之于齐”。

汶阳之田在鞌之战后已由齐国归还于鲁,现又不惜牺牲同盟鲁国的利益强行取之而送齐。暂且不管结果如何,晋国的行为定会严重损害其大国威严,给晋国的霸主地位造成了冲击,诸侯纷纷对晋国产生贰心,“为归汶阳之田故,诸侯贰于晋”。但晋国为拉拢齐国采取的种种措施,似乎并没有收到实质性的效果,齐国并未表示出亲近晋国的意图。

鲁襄公元年(公元前572年),晋合诸侯于彭城谋划伐郑之事,齐国未与会,晋国恼怒出兵伐齐,齐国摄于晋国的淫威而送质子为晋,这是两国互不信任的表现。第二年晋再次会盟诸侯谋郑,鲁请城虎牢以逼郑,齐国再次缺席。

晋智武子道出了其中的玄机:“齐国不会晋国是有准备的,不但齐国不至,齐国的附庸之国皆不至,这才是晋国应该担心之处,齐国已经逐渐走向了晋国的对立面。”齐国对中原霸主晋国的消极态度,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晋国的附属之国,加之先前因汶阳之田造成的诸侯对晋国的不满,诸侯对晋国之事皆表现出消极的态度。

所以鲁襄公九年(公元前564年)的诸侯伐郑之役、鲁襄公十四年(公元前559年)的伐秦之役,诸侯皆不欲战消极以对。以上诸侯对晋国的如此态度,证明了晋国已无力统帅诸侯,亦或是说诸侯不愿再听从晋国的调遣,这是对晋国霸权的极大削弱,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
春秋中后期,齐国统治者审时度势,一方面斡旋于晋楚之间的平衡外交政策,根据晋、楚之间形势的动态发展,采取不同外交策略,斡旋于两大国之间,平衡齐国在其中的利益关系,在晋楚争霸中占据先机。

另一方面外归其义的外交政策,既要和睦于诸侯,在乱世之中为齐国争取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。

在有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之后,伺机平息内乱壮大国力,在诸侯列强中掌握主动话语权。外交政策的推行与内政改革的双行并轨,使齐国在春秋中后期一直保有大国的地位,始终是春秋社会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。